□段進軍

改革開放以后，蘇州社會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不僅與外界客觀條件有關，而且與蘇州內在的文化基因有深層關聯。植根于吳文化的蘇州文化使其較其他地方文化有更強的開放性，更易于吸收和融匯外部優秀文化。這種開放性、融匯性等文化基因賦予了蘇州實踐以最強大的內生動力，賦予蘇州人敢闖敢干，爭第一、創唯一的主體精神，使得它能夠更好地把控未來發展趨勢，整合社會資源，探索新發展道路，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蘇式生活體現為“慢”“精”“雅”，表現為主體的審美化、精神性和創發力。審美化是從物態的角度考察，后兩者則是從主體（人）內在的角度概括。不論是什么類型的群體，只有溫飽無慮乃至優渥之后，休閑和審美才成為可能。即“物態決定心態”。所以，經濟對于生活方式的形成至關重要。這種“慢”就是生活的審美化。從消費角度看，就形成了典型的“審美消費”，其更強調精神層面的通透和達觀。從生產角度來講，又表現為主體的創造力，但這種創造力的個體通過一般性規則形成有機地分工，形成富有活力和彈性的發展共同體，它會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演進和發展。這種“一心開二門”的個體，一方面表現為對外的一種探索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對內體現為對生命的自省和反觀，二者有機統一。蘇州人文精神的基因，一方面體現其“慢”“精”“雅”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其遇到外部環境變化所釋放出的強大創造力，共同推動蘇州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蘇州人文經濟的實踐與特點

開放性與包容性

開放型經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伴隨著蘇州發展實踐的始終。2019年，國家在蘇州設立了江蘇自貿區蘇州片區，體現了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決心。當前，蘇州正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制度型開放是蘇州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開放型經濟是蘇州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礎，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以開放促進改革。要不斷地改變蘇州的進出口貿易結構，推動服務貿易的發展，進而推動蘇州開放型經濟的結構轉型和升級。

開放型經濟發展與蘇州開放性人文精神基因是一脈相承的。包容性的制度和文化，是開放型經濟取得大發展的前提；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和升級，又會推動包容性文化和制度不斷演變，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蘇州開放和包容性文化基因的形成，與蘇州歷史上特別是明清以來的開放發展有密切關系，與蘇州歷史上所形成的富有活力和彈性的發展共同體是有密切關系，這種發展共同體能夠創造性地適應外部環境，在歷史每個關鍵點中能夠把握住機遇，化危為機中形成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蘇州人文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質。

均衡性與內生性

蘇州城市和區域空間的均衡性、協調性較好，城鄉融合度較高，城鄉二元結構不突出。空間是社會的表達，空間反映和承載了蘇州人文的基因。無論是在產業、空間還是社會中，協調均衡是蘇州最重要的特點，這與人文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統一的。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彰顯了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力，體現了農民改變命運的主體意識。今天，蘇州富裕的鄉村，如永聯村、長江村、蔣巷村等，都是農村富裕的典型樣本，這些農村富裕之路都體現了共同富裕的發展共同體理念。從外圍的農村、小城鎮、縣域經濟的發展再到中心城市的發展路徑，體現了區域協調和城鄉融合的特點，是實現共同富裕、邁向現代化的重要基礎。鄉村和小城鎮的發展為中心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腹地支撐。

蘇州的縣域經濟非常發達，這是區別于其他地區的重要特點，蘇州管轄的幾個縣級市都排在百強縣（市）的前十名。昆山在百強縣（市）排名第一，GDP已經突破了5000億元。張家港排名第三，常熟排名第五，太倉排名第七，均在前十名。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因具有集聚高端要素的優勢而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一核四城”多中心現代化大城市格局已經形成，并與縣域經濟共同發展形成協調均衡的空間體系。縣域經濟一頭聯系著小城鎮和農村，另一頭連著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蘇州區域經濟最為重要的特點，也是蘇州發展共同體在空間上最重要的體現。

進入新時期，面臨全新的國內外宏觀環境，蘇州發展共同體要立足于這個均衡性的空間系，走向一種內生型、輻射型發展共同體，以支撐中國現代化的蘇州實踐。內生型、輻射型的現代化一定是基于“兩個融入”，既融入蘇州文化元素，又融入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優秀文化元素的過程，是一個創新中心不斷形成的過程。

主體性與規則性

蘇州人文經濟實踐包含著一種主體性和規則性。蘇州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三大法寶”，集中體現了主體為了改變命運所表現出強大的生命活力，以及由此激發的偉大創造力。蘇州“三大法寶”就是一種打破舊規則創造新規則的制度型企業家探索精神。在蘇州改革開放以來的各個發展階段，不管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還是搶抓浦東開發開放、中國加入WTO等重大歷史機遇，蘇州人歷來敢想敢干、領風氣之先，敢于爭第一、善于創唯一，創造了“團結拼搏、負重奮進、自加壓力、敢于爭先”的張家港精神，“敢闖敢試、唯實唯干、奮斗奮進、創新創優”的昆山之路，“借鑒、創新、圓融、共贏”的園區經驗。蘇州的“三大法寶”是蘇州人文精神基因結出的碩果。在“世界走向中國”時代成為領頭羊的蘇州，在“中國走向世界”新時代又吹響了“思想再解放、開放再出發”的新號角，這是蘇州人文精神未來指向。

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制度型企業家探索精神在蘇州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這種探索和冒險精神在過去所創造的蘇南模式、新蘇南模式中都得到了集中的體現。著眼于未來，只有發揚制度型企業家精神，才能更好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也才能發揮市場中企業家作用，發揮市場中每一個個體的創造力，促進蘇州制造業產業創新集群的快速發展，開創全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新境界和新格局。

蘇州發展實踐就是不斷打破固有觀念的過程，發揮制度企業家精神，同時，強調基于市場一般性規則的重要性，即營商環境建設。蘇州社會經濟發展說明“三大創新”環環相扣的邏輯關聯。和科技第一生產力相比，制度更是第一生產力；但和制度第一生產力相比，思想的解放、人文的進步，或許才是更為根本、更為淵藪的“第一生產力”。

生活性與生產性

構成蘇州發展共同體的具有創造力個體生命特征表現為“一心開二門”，一方面表現在內的反觀，即“慢”、“精”、“雅”，另外，體現在對外的是個體創造性和探索性。以姑蘇區為例，姑蘇區發展必須與外部空間之間實現有機地融合，重組內部空間，以“時間換空間”，在有限的空間中推動更加高端的數字文化創意產業在姑蘇的崛起，推動傳統商業綜合體的轉型和升級，不斷推進數字時代商業模式的轉型，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實現“消費之都”和“創意之都”的統一。第一，應通過打造蘇式生活典范，將姑蘇區建設成為一個消費之都，為人們提供一個更富有文化含量的傳統與現代融合具有引領性的新生活方式。第二，姑蘇區必須是一個文化創意之都，沒有創意就不會把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并形成一種文化產業，姑蘇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就不會被激活。創意是保護傳承提升姑蘇文化價值的重要選擇。姑蘇必須要在創新中保護，在創新發展中傳承。姑蘇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必須靠人才，要有新創意階層的崛起，才有創意產業的崛起，也才有消費的活力，進而實現姑蘇戰略崛起，姑蘇才能承擔“江南之魂，創意之都”的時代擔當。

傳統性與現代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蘇州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上做得很好，這里不僅有歷史文化的傳承，而且有高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是蘇州人文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特點。傳統一方面表現為蘇州人文精神基因對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這種人文基因和精神滲透在蘇州社會經濟發展之中，滲透在蘇州城市和產業發展之中。傳統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與現代科技發展并行不悖，背后是人文精神傳承以及相互滲透融合。發展數字時代制造業創新集群，以及打造江南文化品牌，表面看二者是不相關的，但事實上是相互支撐和良性互動的。要將江南的文化元素、工匠文化，通過人的創意和創造有機地融入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創新之中，打造蘇州制造品牌，實現江南文化品牌與制造業的品牌融合發展，要賦予蘇州制造品牌更多地方文化元素。制造業的轉型和升級必然形成了對工業設計、文化創意、品牌設計、廣告設計等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強大需求，蘇州2500年深厚的文化積淀決定在這個空間中發展工業設計、廣告設計、數字文化創意更具先天的優勢，這更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把蘇州人文資源和人文基因融入制造業發展之中，最能有效地實現技術和藝術的融合。

區域性和普適性

蘇州人文經濟的實踐具有典型的區域性特征。從“蘇南模式”到“新蘇南模式”，包括新時期蘇州的創新發展，無疑不是帶著濃厚的區域特色，它是開放包容的蘇州人文精神在不同時期的表現，但蘇州人文經濟的實踐同時又包含著普適性的價值，比如對發展共同體和個體價值的強調，這使得蘇州發展模式能夠為其他區域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鑒價值。以蘇州工業園區為例，目前在其他地方和國家建立了很多工業園區，把工業園區招商理念與親商理念往外進行傳播，對其他區域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很多地方政府都來蘇州參觀學習，把蘇州發展理念與其具體的實踐結合起來，推動了其區域經濟的發展。這些具體的實踐案例本質上就是蘇州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向外傳播的過程，這也是蘇州建設內生型和輻射型創新中心的重要選擇。在新的發展階段，蘇州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貢獻自身的智慧。

人文經濟的實踐經驗總結

蘇州共同體是開放包容的共同體，能夠充分吸納世界上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在市場主體與政府、社會之間有一種默會的邊界，而這種邊界感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形成的，它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空間中所形成的。通過人文創新帶動制度創新，然后通過制度創新推動科技創新，這形成了蘇州發展內在邏輯。

蘇州人文精神內涵中，體現了一種人文的智慧。在其歷史的演進和發展中，逐步形成其開放性和包容性、均衡性和內生性、主體性與規則性、生活性與創造性、傳統性和現代性、區域性和普適性等之間均衡和融合的人文智慧，這是蘇州人文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實踐經驗和特質。這些實踐特質及深層文化基因形成又會反推蘇州社會經濟發展和演進，特別是對于中國式現代化蘇州樣本的實踐起到巨大推動作用。這些實踐特質在本質上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和統一性，具有相互滲透性和相互支撐性。它們之間相互滲透和良性互動的是實現個體與群體價值統一共同體的重要基礎，也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作者系蘇州大學東吳智庫執行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